中国用短短70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国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业成就，即从原始工业化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再到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积累了250年到300年间西方国家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腐败、污染和环境破坏、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解体、日益攀升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商业欺诈、劣质产品、资产泡沫、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和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事故、有组织的犯罪，以及失业和产能过剩。鉴于这些大大加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诸多有关中国发展的悲观预测也就不足为奇，有人甚至不断打赌中国有朝一日会突然戏剧性地崩溃，就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

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乐观预测也一直存在，并自21世纪初开始兴盛。最早对中国崛起的大胆预测之一可以追溯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和他的合作者们——蔡昉和李周。他们认为1978年以来的增长奇迹是基于正确的发展战略，即一开始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逐渐过渡到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而西方观察者则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意识到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例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7年评论道：“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基辛格在做出这一评论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国家的五分之一。美国著名投资家，量子基金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斯（Jim Rogers）也曾评论道：“正如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一样，中国将拥有21世纪。”目前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地缘政治秩序影响最为乐观的预测则是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他的观点体现在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西方世界的衰落》（2012年的第二版更名为《当中国统治世界：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新秩序的诞生》）。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呢？

有人会认为中国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而复兴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不能成为乐观的根据，正如奥斯曼帝国并非土耳其复兴的根据一样，古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的辉煌也无法用来预测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或许有人会说，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如此快速地增长，由于后发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儒家思想传统等，中国“应该”能继续保持增长。但持这一论点的人忘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同样拥有长久历史、后发优势、廉价劳动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工业化？假设中国未能实现增长，而是仍然陷在贫困陷阱中，那这些文化和制度因素也同样会成为用来“解释”中国失败的原因。

所以，只有基于对工业革命内在逻辑的正确洞见和当年西方崛起过程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即使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挡的。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前面所提到的当下中国面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这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语。

今天，分享清华大学文一教授的文章，一窥人类历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全球性历史事件——中国崛起的必然性，及其背后伟大的工业革命历程。

1

正确的发展战略

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第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发现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一直遵循着正确的工业化顺序——这种顺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这种发展顺序与英国工业革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功工业化的历史逻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虽然与这些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方列强制度环境迥异，却因遵循相同的发展逻辑而成功开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具有按照市场大小和发展阶段逐步展开的“胚胎发育”式的产业结构上升逻辑。它肇始于农村地区的以简单劳动分工为基础、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生工业化（即原始工业化）阶段。这种原生工业化开启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进程，并打破了粮食安全的诅咒。

【注：“马尔萨斯陷阱”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在原生工业化的末期，大大扩展了的国内市场、迅猛提高了的城乡购买力、迅速改善了的供应链和分销网络以及不断强化的原生工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进一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有利可图和势在必行。这触发了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升级，并最终引爆以大规模生产各种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图为1960年6月，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建成投产。

与重工业相比，这些规模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很低的资本（资金）、技术门槛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过原生工业化阶段积累的国内储蓄获得融资，和那个阶段获得的技术知识与人力资源实现产业升级，以及那个阶段创造的市场和营销渠道实现巨额回报和进一步市场扩张。

接着，一个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也带来了生产过程中其他部门的规模化、机械化需求，并最终使得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部门，包括相应的供应链或投入产出链，采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持续的规模化和机械化进程需要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各种机器与生产工具的大量与及时供应，以及更大规模和速度的产品销售网络和交通基础设施。这就对能源、动力、通信、运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供给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盈利机会。

因此，一旦第一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对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分销各种轻工业消费品的需求将日益提高，并最终掀起一场对包括能源、动力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商业网络的投资热潮，来维持不断膨胀的经济体系、长途运输和全球贸易。

具体地说，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需要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始积累来获得融资，用以支持规模化轻工业品市场的创造、劳动密集型规模化企业的建立以及技术的创新和采用。而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的工业体系的维持和升级（包括满足其对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的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则需要付出更为巨大的社会和私人成本，因而启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市场，而且需要第一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储蓄。

由于大工业的高投资成本和组织成本，以及建成以后接近于零的边际使用成本和由于制造业知识技术的普适性带来的知识外部性和外溢效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具有极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效应。这意味着每一个发展阶段付出的社会和私人成本最终将被工业革命成功的果实——极度扩张的市场和极大提升的技术与劳动生产率所补偿。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最终会带动农业的机械化，使得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最终被转化为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成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这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直困扰人类社会并阻碍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粮食安全问题。

初步克服粮食安全问题和基于劳动分工所面临的大规模市场缺失和失灵问题，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历史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助跑阶段——原始工业化阶段的原因。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方能初步解决“贫困陷阱”问题或马尔萨斯陷阱问题。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繁荣，把这个往往需要几百年的“胚胎发育”阶段（或马克思讲的“原始积累”阶段）缩短到十年（即1978—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时期的话），而且没有采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惯用的创造全球市场的手段。

克服第二次工业革命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需要解决工业“三位一体”（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缺失问题。这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来支撑长期投资所需的利润回报和天量国家储蓄来为其融资。

很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正是因为无法克服这一发展瓶颈而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动力，因为它们缺乏：

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开拓的巨大轻工产品市场对“三位一体”的巨大需求（市场条件）；

由此所积累的巨大储蓄（资金条件）；

强大政府所体现的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意志（政治条件）。

工业“三位一体”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因此国家意志和政府的积极介入必不可少。而这些国家之所以缺乏一个发育良好的支撑“三位一体”的（由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条件，是因为没有认真完成更早期阶段的原始工业化过程，或更初级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场发育”阶段，所以“发育不全”问题被一步一步遗传下来，被“跨越式”发展战略误导了。一旦产生“发育不全”问题，经济改革成本就会比按照正确“市场发育”步骤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这个时候再“急于求成”采纳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如“休克疗法”）等，那就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因此，工业革命是一个寻阶而上、自我驱动并按顺序展开的动态过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资金）就能实现工业化。所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协调、共同努力和“大推进”。其最初阶段和任何中间阶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过的，尽管政府可以通过扮演市场创造者的角色来加速和缩短这些进程。因为企图跳过这些初始和中间阶段，通过自上而下的办法直接进入重工业领域，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不堪重负的财政和国际金融负担，严重的城乡两极分化，大面积失业，经常性的恶性通胀和社会不稳定等一系列工业化扭曲、“发育障碍”或“发育不全”问题。

换句话说，基础发育阶段的缺失意味着没有一个足够广大的市场使得属于更高阶段的产业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同时也意味着缺乏足够的国内储蓄来为技术采用和产业升级融资，从而必须不断依赖政府补贴或国外贷款。这使得工业化进程很容易被打断而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处于这个陷阱的国家总是债务累累，债务危机不断，就是因为没有按顺序搞市场发育和产业升级。

机器（有形资本）的发现和有效再生产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核心。但对于机器（生产工具）的规模化生产的程度以及有形资本再生产的速度和范围，就像劳动分工一样，极大地依赖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依赖于国家能力和政府对市场创造的远见和意志，以及克服市场创造过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的融资能力（例如对全国甚至全球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所需的融资能力）。

历史上的市场创造者是强大富有的商人阶层和金融中介（银行家）。但这种依赖商人的“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特别是早期的原始工业市场，即使在强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数个世纪来完成。中国则通过强大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实施“可控的市场发酵”（engineered marketfermentation）将这一缓慢的过程缩短到仅仅十年（或最多四十年），类似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在战后所做到的那样。

如何维持足够高的国民储蓄率来不断为市场创造和产业升级提供融资，对于可持续的增长和不断发酵（发育）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从重工业开始的由上至下的工业化则缺乏这样一条融资渠道，因而非常依赖外部援助或者对初级部门（如农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行业）的征税。即使这样，这种供给侧推动战略也很难创造足够深厚的市场条件使得大规模制造重工业产品有利可图，或能够自负盈亏。重工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必定依赖于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对它们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输。

重工业因此依赖于整个工业体系，包括工业“三位一体”。一个国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工业体系，重工业部门就很难保持利润。然而，“三位一体”工业体系本身不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间产品，除非服务于最终需求，其本身并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须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市场来获得支撑以及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储蓄来获得融资。同时，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所有生产手段（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廉价生产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基于一切产品规模化生产（包括生产手段本身的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物质丰裕，国家福利化（福利社会）也才可能实现。

上述工业革命的基本逻辑同样也为目前如何看待欧洲和世界的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2009年以来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并不是欧元区的廉价信贷或缺乏金融监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时，一些欧洲国家（南欧地区）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就决定进入福利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社会。

在民主选举的政党竞争下，各种社会福利项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计划不断推出以诱惑选民，使得这些国家在所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飙升。因而，当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并主导轻工业消费品的世界贸易格局时，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轻工产业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这在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欧元区国家轻工产业的崩溃引起了持续性的失业和GDP减速，暴露并加剧了政府赤字和国际债务，也降低了这些国家债务偿付和债务融资的能力。因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几乎是注定会爆发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因素而已。

但是，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却没有遭受这种债务危机的毁灭性打击。这是由于德国在“二战”后已经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过出口规模化生产的机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于中国崛起带来的对重工业品的巨大需求。资源丰裕型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非洲和拉美部分国家同样受惠于中国的崛起。

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既不是紧缩政策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药方，而是寻求偿还其欠下的工业化“欠账”，继续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在重工业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医疗和绿色能源）获得国际竞争力。而这就需要强大稳定的政体，以及政府引导的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因此，工业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路径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继续崛起。尽管一开始是无意的，中国自1978年以来遵循了符合“胚胎发育”工业化逻辑的正确路径。这解释了为何自那时以来，中国没有遭受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的“暂停-重启-暂停”的周期性改革困境和为工业化融资而引起的债务危机。这与中国历史上的3次工业化尝试以及不断采取自上而下发展战略的拉美国家截然不同。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来农村工业化积累的国内储蓄，开启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的高储蓄开启了以能源、动力和基础设施为领头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的总储蓄率目前仍是世界较高水平，还拥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来10～20年内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也使得中国能够进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中亚以及欧洲大陆）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为“中国制造”建设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链以及分销网络，从而大面积惠及全球发展。

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且人均资源贫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扩张从他国获得廉价的资源和储蓄。因此要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中国就需要更高的国民储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场以及触角更远的全球供应和运输体系。

西方经济学界（包括受西方理论影响的国内学术界）一个普遍的错觉就是中国过去40年的超高速增长纯粹是靠高投资（资本积累）拉动，而不是靠技术进步，是不可持续的。这个看法十分偏颇和具有误导性。所谓技术其实是嵌入有形资产中的（机器、工具、基础设施等），不可能单独、孤立于生产工具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高投资下的快速资本积累是唯一实现迅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方式，而高投资又需要高储蓄来融资和维持。所以，中国才能在过去40年长期保持超高速增长。这完全要归功于它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而高储蓄率又得归功于它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遵循的循序渐进的正确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政策。

尽管制度环境迥异，中国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与18～19世纪的英国，或其他历史时期的成功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并无本质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这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都长期依赖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其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不对等贸易来为其工业革命开辟市场和进行融资。由于缺乏这些外部条件，中国必须维持史无前例的高储蓄（显著地高于之前的工业化国家）来推动其工业化进程。而中国确实能维持这种高储蓄来实现其和平崛起。

2

“干中学”：技术进步的源泉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

一些制度学派和评论家往往质疑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进行创新的能力，特别是在触及技术前沿之后。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束缚了自由和技术创新的激励。因此，中国迄今以来的快速发展和奇迹般的增长不是由于创新带来的，而是初始条件落后和复制发达经济体技术的“后发优势”导致的。

中国在追赶时期的确是充分借鉴和复制国外先进技术，但是这并非说明中国在到达前沿以后无法创新。因此，制度学派的观点是误导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经济史所支持（例如“二战”前的日本、德国和俄国以及“二战”后的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后创新，甚至19世纪的美国也是如此）。

让我们先分析一下美国的历史路径。

美国是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立国的。在19世纪中叶引爆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美国已步入原始工业化阶段很长时间。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注意到在1812年，美国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已经完全商业化了（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阶段类似）。依靠着瀑布为水车提供动力，周遭的小村落普遍从事着制造业活动。这是由农业商业化的兴盛而逐渐在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中兴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业化。

早在18世纪末期，美国的农民就已逐渐变得像企业家，从事着广泛的家庭消费品的生产和远距离商业交换。比如还在建国初期，美国就已经把全球贸易的触角伸向了中国，开始与英国竞争中国和亚洲的市场。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市场性的交易活动几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阶层建立的有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取代。领薪工人成了一种流行的农业就业形式，同时农业剩余也往往被用来投资于商业和工业事业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这样为新型乡村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推动力。

但是，这种即将引起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原始工业化过程完全没有被英国（甚至马克思）注意到。同样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原始工业化及其对于引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在当时甚至直到现在都完全没有被西方注意到。对于欧洲而言，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非常落后。那时美国90%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这一点直到19世纪中叶也没有多大改变。

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1820年写道：“美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Arkwrights（阿克莱特）和Watts（瓦特）在哪里? 谁用美国产的杯子喝酒，用美国产的盘子吃饭？”

即使到了19世纪80年代，当美国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络，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其高等教育和纯科学研究与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仍然相当落后和原始。

图为19世纪60年代美国铁路获得了极大发展。

类似地，尽管通过多年的财富积累和爆发式增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基础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国同日而语。虽然自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与美国的距离。现代美国人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似乎也可以说类似西德尼史密斯当年的话：“中国人是勇敢、勤劳和敏锐的。但他们迄今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们的Thomas Edison（爱迪生）, Andrew Carnegie（卡内基）, Henry Ford（福特）和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在哪里？谁穿由中国制造的衣服？谁用中国人制造的工具建房子？”

但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后学术研究水平，丝毫不能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和纯学术科研不能够在未来20～30年逼近美国，因为科学的真正基础在工业。如果工业强大了，科学的强大才有根基。正如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同时代最出色的美国科学家之一，罗兰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 1848—1901）在1883年的学会年会上，对美国1880年代科研现状和未来所写到的那样：

物理学，其在应用方面帮助我国实现商业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和荣耀以后，必然会升华，并让我们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这样一个信念和预言，对于一个还没有做足够的科研以支撑一本像样的物理学杂志的国家来说，也许显得过于草率和匆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我们看见城市和高楼瞬间拔地而起，还有各种各样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物理实验室处于建设中，也看到对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的巨大需求。也许我们有一种感觉，和所有真正的美国人一样，觉得我们的国家正在崛起并面临一个光荣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在知识领域引领世界，正如我们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做到的那样。

罗兰德对美国科学的预言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实现了。而以中国目前雄厚的科研基金和政府的投入，尤其是工业界对科学研究的日益增高的巨大需求，其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也会在15～20年之内有类似美国当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惊人突破，并可望在30～40年后赶上美国。

让我们回到“为什么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的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已经成功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个国家已经为技术采纳和创新做好了准备。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甚至今天）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往往不是从纯科学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里来的，而是来自于广泛的工业实践和商业驱动，特别是广大草根实践者在日常制造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和积累。从火药到指南针，从造纸术到印刷术，从珍妮纺纱机到瓦特蒸汽机，到爱迪生的众多发明，再到今天的无数工业技术都是如此。正如肯尼斯·阿罗所讲，在新技术的采纳和发明过程中，“日常实践中的接触才是最好的学习”。

图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纱厂。

英国工业革命（如劳动分工、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炼铁技术和大工厂体系）并不是一场科学理论的革命，也不是对科学理论的应用。工业革命与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牛顿力学甚至热力学的创立无关。

工业革命是关于工业组织、制造技巧、设备工艺以及生产要素如何在时空上循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实践知识的革命。这些突破和发现，以及制造业知识的积累只能由基于制造业活动本身的实践（即实际动手和生产制造的过程）所驱动。因此，只要踏上了工业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厂（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任何国家都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因为技术知识和创新是从重复的实践、具体的工业建设、产品竞争以及满足市场需求和攫取市场份额的激励中来的。或者说，是从生产过程中来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一旦放弃了制造业，就可能会完全丧失其技术优势和创新力，无论它的大学排名有多高，无论它有多少诺奖获得者。

中国的工业革命也服从同样的逻辑。中国人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劳的制造业实践者，他们通过制造、组装、运输、打磨各种工业产品，夜以继日地发现着新的实践知识。例如，为了在昼夜温差极大的高原地区修建高速铁路，中国的工程师需要解决无数日本和德国同行不会遇到的技术和实践上的问题。而且，为了与其他国际制造业巨头竞争并保持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工程师必须时时刻刻去解决各个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十年之前，德国高科技公司曾允许中国工程师观看他们的技术蓝图（日本工程师则不行），并不担心其核心技术会泄露。今天这种景观已不复存在。通过“干中学”，中国已经在电子、信息技术、通信、超级计算、精密仪器、材料科学（包括纳米技术）、造船、高速列车、隧道与运河开凿、发电和输电、空间科学与军事技术等诸多制造业领域赶上并走在了技术前沿。

【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由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意为一边干一边学，即在工作或生产的过程中，通过对经验的积累总结，乃至创新，达到更高的效率。】

这种“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也许是低档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积跬步，乃至千里。因为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这所最好的大学——来进行实践和创新。

就像美国在19世纪是英国最好的学生并最终超过了他们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的创造力隐藏在低质量、低附加值但动态更新的制造业，尚未在大规模创新和科学突破中展现它一样；就像美国当年熟练地学习、仿造、吸收，甚至“窃取”英国的先进技术一样；就像虽不引人注目，美国当年却持续热情地投身于实践性的、小步骤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和改制一样（如棉花收割和铁路建造）——中国今天也是美国最好的学生。

就像美国当年并没有牛津和剑桥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来为培养一流的科学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这样的世界超一流大学来训练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却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理解和吸收从最基本到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为什么？因为中国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学院”，在这里无数实践者可以反复操作、学习、练习、发现，并训练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工程师和潜在的创新者，正如没有牛津和剑桥三一学院（牛顿在此毕业并执教）的19世纪的美国却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国的前沿技术一样。

在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美国没有产生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大师，牛顿和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启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就产生了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样的工业巨头。 因此，19世纪的英国必须佩服美国学习和吸收英国技术的能力。

在19世纪，中国和印度缺少一个重商主义政府和国家能力来支持商人们去开辟全球市场，调动其乡村劳动力来开启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因而中国和印度缺少了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创造基于劳动分工的大规模供给。这样一来，“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的制造业基础就无法存在。

而19世纪的美国却具有广袤而强有力的市场需求来引爆工业革命的“热核反应链”，因此就处在了下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这要归功于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远见卓识：强力发展美国未来的战略性优势产业——纺织制造业，而不是它当时的静态比较优势产业——农业。遵循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或《美国工业发展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策略，美国后来只花了60年时间（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就赶上了英国，挑战了其制造业和工业技术霸权。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之交，美国已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工业技术的全球领袖。

在历史上有形资本（生产工具）的大规模生产（或大规模再生产）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实现的。英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润育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并超越英国。日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二战”打断了近10年）。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这一阶段。在2014年末，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在下一个10年期间，中国预期输出1.25万亿美元来支持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工业扩张在全球开花结果。2014年12月，第一辆中国到西班牙的直达列车抵达了马德里。它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义乌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万三千多公里。这一史诗般的一万三千公里行程与传统的海运相比时间缩短了一半。这一最近投入运营的路线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线，非常类似两千年前从西安至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自哥伦布以来，最廉价的全球贸易通道是海路运输。海运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也为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自那以来，老牌工业化国家都依赖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全球贸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于其上的文化和技术传播。

但时过境迁，中国正试图对此做出历史性改变。凭借着低廉的成本和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正在通过现代高速铁路（比如一条从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深圳到荷兰鹿特丹的长达15000公里的新线路和一系列不断建成通车的途经中亚的中欧铁路网，包括已经通车的从中国义乌到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铁路线）从陆地上联结和整合南亚、中亚、中东、俄罗斯和欧洲。这即是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一部分。与海运相比，铁路运输更快捷、准时和可控，更容易实现区域内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从而更能满足21世纪的全球工业化的需求。

中国正在创造一个依靠陆路运输的全球贸易新时代。也许自大航海时代和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再没有什么其他经济事件比这条新丝绸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过它也仅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崛起的力量，及其对21世纪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结构的巨大影响。

3

市场创造者：有为的政府

中国崛起势不可当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有为的政府。这个政府既通过中央计划，也通过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区域间相互竞争（如15～19世纪欧洲的国家间竞争一样）来组织、调度和管理国民经济，以促进增长，优化治理。它以不断改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引，却又依托商业和制造业来持续发展和开放的钢铁意志。它能通过实验和微观制度创新从上至下地纠正重大的政策失误。这才是所谓“国家能力”的真正含义。

依赖于稳定的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避免了许多由民主制度和世袭独裁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困局。通过精英式的领导选择模式，中国政府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阶层的支持。这一体制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的政治比较优势，尽管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要求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续地学习、变革和转型。

中国政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它的善与恶）和西方的发展史。因此，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政府能采用一种更长远的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

清政府不懂得“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和这世界本身”这个重商主义的富国强兵道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明白了这个产生工业革命的秘密。

曾经，面对英国的工业技术和强大海军，中国清朝政府拒绝开放贸易，也不愿改变其重农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统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国却拥抱变革，并积极融入全球竞争和贸易。由于拥抱了以市场扩张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享有着英国在175年前鸦片战争期间享有的力量与骄傲（却以一种和平的方式）。

资本主义难以隐藏或保护其技术机密。规模化的机械生产能力加上规模经济效应，会激励利润驱动的资本家大规模出口这种机器和生产方式，尽管本国政府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可能禁止这样做。这样就把工业革命的果实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不断发生：从英国到欧洲、美国和印度，从欧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其他亚洲地区，从美国到整个战后世界。

尽管存在这种从发达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泄漏”、“外溢”和转移，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着贫困状态，无力吸收和采用现代生产技术。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在战后为消除贫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农业国仍然维持原貌，资源国却仍然贫穷，靠卖资源为生。究竟是什么阻止了这些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尽管许多现代生产技术是轻而易得的？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复制自己？

历史已经给出答案。

使工业革命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地方成为可能的，并不是民主制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导向的政府，以及在商业和贸易政策指导下的政府主导的国家建设；并不是自由资本流动和浮动汇率下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李嘉图”贸易，而是重商主义发展战略下的着眼于未来制造业动态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李斯特”贸易；并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颠覆性制度变革，来支持现代金融体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调整，来通过“原始积累”支持原始工业萌芽和轻工业，并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统一权力和钢铁意志来支持全球商业市场的创造和与外国制造业的竞争（一开始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

与藏富于民、靠商致富、劳动分工、原始积累、全球贸易及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战略一致，历史上的英国政府通过逐步的海内外市场创造和工业化，进行了几百年的长期的国家建设与财富积累。普选民主和法制仅仅是这一全民皆商和鼓励制造业出口的重商主义工业化过程的结果和副产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试图通过模仿结果而不是原因来开启工业化进程是一个注定失败的方案。

使英国强大的一个事实，是自伊丽莎白以来，各方面在鼓励商业的必要性上达成了一致。一个刚刚将国王斩首的议会却可以同时忙于海外贸易据点的建立，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查理一世的鲜血还冒着热气，这个由狂热重商主义分子组成的议会就通过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条例》。

类似地，使中国强大且势不可当的一个事实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因为工业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市场创造和国家能力的建设。而这一任务涉及地区自治市场在国家层面的统一，以及整个国家资源和劳动力从头到脚的重新组织、定位、调度和协调。

制度学派过分强调了诸如现代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等正式制度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把它们作为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但这种观点与经济史所揭示的并不一致。

首先，法律规则和私人产权作为一种古老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了好几千年。然而中国直到社会主义时期才建立起重工业基础。其次，随着不断演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这些制度的具体形态也不断演变，因为“犯罪”和“权利”的形式和内涵也是随时间不断演变的，因而资本主义的法律规则和产权保护制度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结果而非原因。

就像经济史学家莫基尔（Mokyr）指出的，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和期间，对促进资本积累和正当的商业行为真正重要的力量并不是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现代产权观念，而是政府的鼓励和商人们私下维护和实施的残酷惩罚；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倡导的重商主义社会价值观（包括公平买卖、社会信任、道德、宗教和对由商人和商业团体私人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支持）。

亚当·斯密没有强调在他所处的时代，贸易秩序是由欧洲商人阶层的垄断势力和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和军官Jan Pieterszoon Coen给王室所指出的那样：

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除了解决市场缺失和市场协调问题，政府负担着另一个关键性的任务：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内部化工商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外部性。对于能源、动力、金融和基础设施等攸关发展和安全的行业这一点尤其成立。

正是由于缺乏国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义（出口制造业导向）发展战略，佛兰德斯和爱尔兰这些地区未能在18世纪下半叶持续地创造全球（纺织品）市场、供应链和商品分销体系。这是它们未能开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尽管和英格兰一样，在工业革命前夕，它们也拥有繁荣和极其富于竞争力的原始纺织工业，一点也不亚于英国的纺织业。

正如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他关于世界各国棉纺产业兴衰史的新著里精辟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的确，培育国内纺织业的国家能力被证明是区分那些当年成功实现工业化和工业化失败国家的唯一要素，以至于今天的现代国家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与当年实现棉纺工业化的地区完美相关。”

难怪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由国家建立的大规模重工业和科研机构，在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重工业和昂贵的科研机构曾经非常“无效率”（亏损），成了中国巨大的财政和金融负担。但在90年代，当中国完成了原始工业化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并采取了利润—成本驱动模式（择优竞争奖励机制）来管理这些重工业（科研机构）之后，这一切发生了改观。

这个时候，经历过改革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已成为了世界上对基础设施和重工业产品（如化学、原材料、能源、钢铁、交通、通信和各种机械设备）需求最大的市场。这一市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中国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国土面积突然增大了，或资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于中国成功建立了庞大的轻工业基础，增强了国民购买力，来有效支撑这些大规模的重工业。

图为2019年3月29日，位于广东湛江东海岛的宝钢湛江钢铁三高炉系统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这同样解释了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发达经济体资本密集型FDI（外国直接投资）的爆发式增长以及重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如远距离输电和高质炼钢技术、高铁系统和太空项目，这些都是国有的）。

【注：自从2008年第一条高铁线投入运营以来，中国已有28个省纳入了这一全球最大最长的高铁网（长达1万英里，超过全世界运力的一半）。北京-上海线在2014年记录正的利润，这时它投入运营仅3年。到2015年2月，其他一些线路也在运营1-2年后开始盈利，包括北京-天津线、上海-宁波线、上海-杭州线、杭州-深圳线、广州-深圳线。而同时，在诸如中国台湾和法国这些发达的经济体中，私人拥有和运营的高铁系统却常年亏损。这表明市场规模和管理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所有制的形式。】

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能够支撑一个庞大的重工业部门，使得对重工业的市场化改革和转型与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进行。因此，中国的重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实现了转型和复兴。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国有企业（尤其是牵扯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问题上应该非常慎重。在市场条件成熟之前，不应盲目而不加区别地民营化所有产业。民营化的步骤应该按照市场发育顺序。民营化每一个特定的行业都要考虑到如下因素：

（1）其产品市场要广阔到能够支持同类型的民营企业的程度。

（2）该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包括在融资、管理和技术创新上）。

（3）民营化不应损害国家安全。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应该只允许并购和混合制，而不是完全的民营化。

（4）与国计民生攸关的福利性产业（比如医疗、教育）和自然资源（比如土地、森林、稀有金属），必须长期坚持公共价格体系和国有化的合理比重。

企业所有制与效率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和是否迫使其参与市场竞争并严格实行优胜劣汰。中国很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就是证明。

对一个国家的市场深度和规模的衡量不仅要考虑其人口规模和下游的购买力，也要考虑基础设施和分销物流网络的发达程度。中国在城市供水、电力、交通和通信领域的公共资本形成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以不变价格计）年均增长12%，比真实GDP增长高出两个百分点。过去40年以来，灌溉系统、城市下水管道、街道与高速公路网络、航空和铁路运输、电力输电网、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学校、医院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中国的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23万公里，其中包括10万公里高速公路，超过美国成为了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超过95%的村庄现在都由柏油路连接。因而现在中国在世界银行物流绩效指数（LPI）上位居高位。

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LPI指数（包括各分项：国际递送、基础设施、客户服务、物流能力、追踪体系、及时性）上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4年中国的LPI总分为3.53，位居全球28位，紧跟葡萄牙，并高于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在基础设施这一项，中国在16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22位，高于美国（26位），加拿大（23位）和韩国（28位）。

另外，中国的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仍在以罕见的速度继续。这一引人瞩目的基础设施追赶浪潮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中国制造业市场的形成，并使中国为下一个十年间的增长做好准备。

（来源：中国经济网）